黄艳芬
微刊第1753期
摘要：以陈独秀和胡适为代表的皖籍现代作家在中国文学和文化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出创造性作用，他们在建构五四文学传统上提供了一条安徽路径。陈独秀和胡适作为文学革命的“急先锋”开创新文学，引领皖籍现代作家在现代文坛聚合，并且在诗歌中书写安徽人情与地理，体现出独特的地方文学取向，标举出中国现代文学生成中的安徽路径。 关键词：安徽路径；陈独秀；胡适；文学取向安徽于康熙六年（1667）建省，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新锐的变革精神。因地理位置之便，受江南文化辐射，安徽颇得近代风气之先，现代和传统兼备并碰撞交融，形成开放的胸襟和气度，孕育出许多近现代杰出的人物。
地域不能仅仅只用来描述人的故乡身份，其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成就人的源于故土的某种文化品格。中国现代文坛的皖籍作家群体主要由皖南作家为主体构成, 其中陈独秀和胡适是核心人员。地域文化对于皖籍现代作家的先锋意识、互助提携精神以及文学风貌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由此在现代文坛发展出独特的安徽路径的文学取向，体现出皖籍现代作家的文学观念和文学行为与地域文化的诸多精神牵连。
展开剩余94%一、地域文化孕育出的文学革命“急先锋”
在文学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一些重要的关节点往往具有特殊的价值意义。中国现代文学开端的一个特别之处便在于作为两大旗手和主将的陈独秀和胡适都是皖籍现代作家，他们共同担任新文化运动领袖，联手揭开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的大幕，成就一个全新的起点。1915年，怀宁人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名为《新青年》。1917年1月1日，绩溪人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胡适在《谈新诗》中自言这“是新文学运动的第一次宣言书”[1]；紧随其后的2月1日，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于《新青年》第2卷第6号上。1917年年初，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7月，胡适留美回国，接受陈独秀的邀请，就任北大教授。此后，两人曾一起主持《新青年》的编务活动，倡导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
胡适与陈独秀的相识始于在美留学期间，1916年10月，他在谈论《新青年》上一篇“长律”稿件的意见信中，同时表达了对陈独秀在《新青年》上的文章的钦佩和认同：“今日偶翻阅旧寄之贵报，重读足下所论文学变迁之说，颇有鄙见，欲就大雅质正之。”[2]9无疑已能看出此时他们精神上的相通。也就是在这封信中，胡适首次向陈独秀表达他关于文学变革的“八事”主张：“适以足下洞晓世界文学之趋势，又有文学改革之宏愿，故敢贡其一得之愚。”[2]11胡适以“文学改革”的行为和精神来称赞陈独秀，而陈独秀更是以“文学革命”反赠于胡适，他在回信中如此感佩于胡适的真知灼见：“承示文学革命八事，除五、八二项，其余六事，仆无不合十赞叹，以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倘能详其理由，指陈得失，衍为一文，以告当世，其业尤盛。”[2]12
陈独秀和胡适同为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并非偶然，这种立于时代潮头的先锋性与孕育他们精神和思想品格的早年人生有着密切关系。从宗法制乡土社会走出的陈独秀和胡适，在他们的启蒙教育中，家庭和学堂的传统诗书礼仪之浸染不可谓不深厚。陈独秀自幼随祖父习四书五经，17岁考中秀才；胡适在3岁便入家塾，随叔父学习，15岁考入中国公学。并且，从旧式乡绅家庭走出的他们在晚清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在接触新文明的具体实践中，都走上了留学之路。1901年，陈独秀流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两年后回国；1907年，他二度赴日，先是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在早稻田大学学习。1910年，胡适赴美留学，先后在康乃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获得博士学位。这种积极的学习态度既与激进的时代风气有关，也与注重对外交流和自身进步的地方文化风气有关。安徽区域文化将儒家传统的积极进取和求真务本精神深刻地融入到本土文化基因中，从而孕育出陈独秀和胡适的先锋性格。
考察陈独秀和胡适的人生轨迹，从执教北京大学，到编辑《新青年》，再到发展亚东图书馆等，有着诸多的关联和交织，不能只用同乡情谊做简单的诠释，而是要思考其背后的地域文化黏合。尽管在近现代历史时期，安徽并非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中心，但是在文化上却不甘落后，这与注重教育和办学的区域文化心理有着深切关联。自宋元以来，安徽地区便形成了稳固的社会和文化结构，以宗族制度为社会基础，以程朱理学为思想理念，以耕读传承为文化训诫，以务实进取为价值实现。
胡适和陈独秀的先锋性体现在思想和理论的超前上，他们对自身的文化先行者的身份有着充分自觉的认知。胡适自称为“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一个开路的工人”[3]85，针对当时反对白话文运动的保守派的言辞，他开展辩驳：“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这是我们可以自信的。”[3]123体现出对他们超前于同时代文学理论水平的高度自信。此外，在当时新旧文学对垒分明的格局中，胡适还提出将陈独秀视为是敢于反叛“桐城派”先贤方苞、刘大魁和姚鼐的新文学革命者：“现在我们安徽又出了陈独秀，居然把这三位乡前辈，也打入反文学革命的‘十八妖魔’之列。”[3]321胡适称赞陈独秀革故鼎新的反叛精神，称赞他敢于反对一切阻扰文学变革的人物——哪怕是来自于他们的乡贤。并且胡适还认为正是陈独秀的坚定的革命精神和不懈的宣传行为，才让他们关于文学革命的口头讨论最终落实为一场真正的文学运动：“我们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的结果，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3]163
文化先行者对同道者的先锋精神的发现和肯定是相互的。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盛赞胡适在新文学革命道路上“急先锋”的历史地位：“文学革命之气运，余量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同时，也谦虚地看待和评价自己不甘落后的次先锋身份：“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化革命军’之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4]可见，陈独秀与胡适不仅在文学革命主张上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且都有着自居先锋的态度。因此，陈独秀的这篇文章不仅是他的文学革命主张的纲领性文章，也是对同为先锋者的胡适的“声援”文章。
陈独秀和胡适的先锋性不只是在激进的新文学理论建设上，他们更是在创作上做表率。胡适以“胡适之体”开创并引领中国现代新诗诗潮，他在陈独秀被北京军警拘捕后专门写下新诗《威权》，于第一时间表达抗议，该诗被收入《尝试集》中。陈独秀虽然不像胡适那样开创新诗先河，但是因为《新青年》倡导的新文学实践是从新诗开始的，在当时的白话诗文学语境中，以旧体诗闻名的他也曾创作过《丁巳除夕歌》《答半农的D——诗！》《献诗》《致读者》等新诗。《丁巳除夕歌》是陈独秀的第一首白话诗，表达了对贫富不公现象的控诉，发表于《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3号“诗”栏上，同一栏还刊发了沈尹默、胡适、刘半农的同题咏除夕诗，角度和立意各不相同，可见是《新青年》同人有意制造的一起文学事件。胡适与陈独秀的诗歌分别排在栏目的第二和第三位。《答半农的D——诗！》发表于《新青年》1920年第7卷第2号上，写作背景是1919年6月，因为陈独秀在北京新世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遭到拘捕，入狱三个月。1919年11月，为欢迎陈独秀出狱，刘半农、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等在《新青年》上纷纷发表诗歌，此诗便是陈独秀以答刘半农的形式对《新青年》同人的厚意予以致谢，D是他名字中“独”的首字母，源于刘半农的《D——！》。胡适此次发表的正是《威权》。在这两次文学事件中，陈独秀都是关键人物，胡适也充分参与其中，体现出他们当时在《新青年》同人中的核心位置，也是其先锋性之体现。
二、安徽现代作家在现代文坛的聚合
从陈独秀和胡适与地方文化的关系来看，安徽是他们的生命和发展意义上的早年阶段，而他们在自身价值获得实现后，不忘带动或提携同乡作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推动了皖籍作家群体的聚合与发展。他们在受益于地方文化体系滋养的同时，反过来也促进了本土文化地位的提升，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的整体版图中充分释放出安徽区域文化的影响力。
安徽现代作家最早依托于《新青年》，实现了在中国现代文坛的首次聚合。在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中，除了陈独秀和胡适之外，还有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六安人高一涵；而《新青年》第一卷的作者主要都是皖籍作家，如刘文典、高语罕、潘赞化和汪叔潜等。有研究者认为，对《新青年》首卷作者的背景做疏解，即可“清楚看到《青年杂志》的初办是以陈独秀为首的皖籍知识分子为主的同人杂志”[5]8。从《新青年》的发展来看，不仅前期以陈独秀和胡适为关键人物，且在期刊阵营发展壮大过程中，吸纳了更多的不同身份的本土作者，早期撰稿者中的安徽作家群聚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并且对皖籍青年作家的成长具有引导意义。
安徽文化人物丛聚形成安徽路径，并影响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格局，此后，直接受前辈所开创的新文学的召唤和滋养，又有汪静之、朱湘、台静农和李霁野等安徽青年作家相继出现于新文学队伍中。在提携后学上，陈独秀和胡适都各有文学佳话。
出生于1902年的汪静之，是绩溪县上庄镇余川村人，毗邻胡适老家上庄村。汪静之在新诗创作上受胡适指导和关照，成长为新诗人，他专门撰文《我与胡适之先生的师生情谊》，视胡适为授业恩师。在汪静之第一个诗集《蕙的风》的写作和出版过程中，他都获得了胡适的直接帮助，胡适不仅给予他修改意见，且鼓励和支持他出版诗集，并为诗集撰写长序。如汪静之所说：“如没有适之师的推荐，五四新诗坛就没有《蕙的风》。”[6]而这部诗集也因此带有“胡适之体”风格，汪静之自言“胡适之先生说的写新诗就象说话一样，话怎么说就怎么写，这就是当时全中国新诗坛唯一的新诗写作方的指导。我的第一本诗集《蕙的风》就是遵照这一指导写成的”[7]，体现出安徽现代诗人的诗学传承。
出生于1889年的合肥人刘文典，于1906年入读安徽公学，师从陈独秀并获其赏识，他认为自己“在书本上、口头上受陈独秀的影响最深刻”[8]。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后，积极接受刘文典的稿件，刘文典在《新青年》第一卷上先后发表的著译文章主要有《近世思想中之科学精神》《叔本华自我意志说》《佛兰克林自传》《美国人之自由精神》等，成为重要撰稿人之一。此后，在陈独秀的推荐下，刘文典也进入北京大学执教，并兼任《新青年》的英文翻译和编辑。陈独秀与刘文典亦师亦友，虽然最终两人道路选择不同，但是他们在哲学、古籍和校勘研究等方面具有共同的旨趣，在追求自由和民主的思想上更是相通。
在中国现代文学社团中，1925年成立的未名社虽然是由鲁迅发起成立的，但却以皖籍青年作家为主体，因社中成员构成上的这种特殊性，甚至曾被高长虹在《给鲁迅先生》的公开信中讥讽为是“安徽帮”。考察未名社中安徽青年作家的成长背景，其因素之一便是以陈独秀和胡适等创建的《新青年》的文化精神影响，这些安徽青年作家在故乡时期便从阅读《新青年》中获益，发生对新文学的向往和追求。李霁野回忆：“曾在乡间的师范学校读书时，每月有一件难以忘却的事，这便是《新青年》的寄到。”[9]从《新青年》到未名社，无疑可以看出地域文化统摄下的一条安徽文学人才的成长路径，这其中尤其要注意陈独秀和胡适为代表的安徽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他们除了参与推动革命的政治运动外，同时在安徽地区担当了思想启蒙和社会文教革新的先驱者的角色，这对促进当时社会的蜕变，起了不容忽略的作用”[5]91。
陈独秀和胡适作为“先驱者”不仅对安徽文学人才梯队的形成具有深刻影响，并且还积极发展本土的出版机构。1903年，胡适的绩溪同乡汪孟邹在芜湖创办科学图书社。1913年，在陈独秀等人的努力下，科学图书社迁至上海，更名为亚东图书馆，自此成为中国现代知名出版机构，其经营方式和出版物都不乏地域倾向，成为安徽现代作家实现文学聚合的重要基地。胡适和陈独秀在亚东图书馆发展过程中的表现尤为引入注目。1920年，胡适把自己的《尝试集》交付该馆出版；1923年，陈独秀为亚东图书馆编辑的《科学与人生观》撰写序言。1927年，陈独秀的《独秀文存》在亚东图书馆出版，1939年，胡适的留学日记以《藏晖室札记》命名在亚东图书馆出版。此外，他们还积极指导亚东图书馆的图书事业，扶持同乡后辈的书籍出版，如1922年，胡适推荐汪静之的《蕙的风》在亚东图书馆出版等。
梳理陈独秀和胡适与亚东图书馆的关系，可看出两人是推动亚东图书馆建设的中坚力量，也通过亚东图书馆进一步推动了安徽现代文学的发展。亚东图书馆这一独特的文化空间的形成，充分佐证了两位现代文化巨擘文学和思想成长背后坚实的地域哺育，以及他们在思想成型之后对地域的反哺。有学者指出，空间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还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空间’更是人与人、人与事纠结的精神载体、精神象征。这恰恰可以打破在本体自足的文学或放宽边界的文化层面二元对立的认知，更开阔地研究重新思考文学社群的聚散缘由。”[10]
陈独秀和胡适不仅在时代潮头中成为新文学的引领者，并且在成为先锋人物之后，秉承安徽文化的族群观念和扶植后学精神，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进程中培育了安徽人物成长，进而促进了皖籍现代作家群体性文学风格的形成。
三、陈独秀和胡适诗歌中的安徽人情与地理
陈独秀和胡适在倡导新文学和新文化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反叛传统的文学主张、重视理性的思想逻辑以及依据文献的辩证思维，无不体现出徽学文化和近代桐城派文脉的影响痕迹。两人不仅在新文学理论上有所建树，而且也都有文学实践，诗歌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占有重要位置，胡适以新诗闻名于天下，而陈独秀虽也有新诗活动，但更擅长旧体诗，他们的诗歌在题材内容和意象表达上都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风格，体现出地方体验的深刻影响。
从1903年陈独秀公开发表的第一首旧体诗《哭汪希颜三首》开始至去世前，他一生中的旧体诗有不少都是写给同乡的酬唱诗。汪希颜系汪孟邹之兄，出版家汪源放的父亲。1912年，陈独秀发表的《存殁六绝句》写法较为独特，六首绝句每首的首联和颔联分别以“存”“殁”两位人物为对象，颈联和尾联则写人物共同的杰出成就，多为表彰人物的文章事业和革命功业，其中涉及的皖籍人物有吴孟侠、孙少侯、汪仲伊、郑赞丞、熊子政、章谷士、江彤侯、葛温仲。《曼上人作葬花图赠以蛰君为题一绝》是一首配图诗，作于1906年，时苏曼殊与陈独秀同在芜湖皖江中学任教，苏曼殊作《葬花图》赠怀宁人邓以蛰，陈独秀在画上题赠此绝句，作为对画意的阐释。
但是作为一位强烈关注现实的革命家，陈独秀诗歌里自然不会缺乏对黑暗现实的揭露。《金粉泪五十六首》是他三十年代在南京监狱时所写，第二十六首中写到“淮上勋臣师道尊”，以及第四十四首写到“巢县新焚八大村”，展现安徽“淮上”和“巢县”两地的社会和民情情况，表达了对当地黑暗政治的讽刺[11]102。
抗战时期，陈独秀与一些安徽同乡流落到重庆江津，安徽群贤汇聚，一时之间该地竟有“小安徽”之称，其中有不少陈独秀的老友，如潘赞化、高语罕和台静农等，他因此创作了一组江津交游诗，这其中尤与台静农交游最密。在这组诗中，有赠诸友的《自鹤山坪寄江津诸友》，或赠单个友人的《与孝远兄同寓江津出纸索书辄赋一绝》，孝远即桐城人方孝远。《赠胡子穆先生》也是创作于江津时期，原题为《书赠同乡胡子穆先生诗》，陈独秀与胡子穆不仅是同乡，早年还曾一起东渡日本留学。
此外，陈独秀的旧诗中还有一些独特的诗体，如悼亡诗和赠联。陈独秀为家乡亲友写过的悼亡诗有《述哀》《挽大姊》《悼老友李光炯先生》等，《述哀》作于1908年，当时陈独秀的长兄陈庆元客死关东，他自杭州北上，接扶长兄灵柩回到安庆老家安葬，此诗便是他抵达沈阳时所作。在赠乡贤联上，《赠望江吴幼卿联》《赠朱灿枢联》分别题赠的对象吴幼卿和朱灿枢都是望江人，陈独秀还题赠过祖籍凤阳的刘海粟，留有《赠刘海粟联》《题刘海粟作古松图》两联，《赠台氏父子》则是他赠给台兆基和台静农父子的，以及在江津时题赠师友方守敦《挽方守敦联》和同乡医生《赠程里鸣联》等，上至名流师友，下至一般邻里，体现出他深厚的乡土人伦之情。
陈独秀的旧体诗最能体现出地域文化特色之处便在于他大量使用安徽地理意象。诗歌中涉及的安徽地理有《曼上人赴江户余适皖城写此志别》中的“皖城”（安庆旧称）、《感怀二十首》第九首中的“淮南”、《杭州酒家》中的“江城”（芜湖旧称）等。《哭汪希颜三首》第三首中的两句：“寿春倡义闻天下，今日淮南应有人。”[11]102 两个安徽地理意象“寿春”和“淮南”形成对仗。
陈独秀一生漂泊，去过不少名山大川，除了安徽的山川外，他在诗歌中还书写过山西的浮山和黄华山、湖南岣嵝山、广东罗浮山，以及杭州的灵隐峰、孤山和吴山等，对于自己的漂泊命运，他在《咏鹤》中曾以鹤自喻，表达寄身山川的人格：“本有冲天志，飘摇湖海间。偶然憩城郭，犹自绝追攀。寒影背人瘦，孤云共往还。道逢王子晋，早晚向三山。” [11]45在《雪中偕友人登吴山》中，表达登高一览天下，俯仰天地的旷阔胸襟：“登高失川原，乾坤莽一色。骋心穷富养，万象眼中寂。”[11]47
故乡的山川意象不仅是陈独秀诗歌中重要意象，他甚至还将之作为自己的笔名和别名。1914年，他改名“独秀”，这一闻名于世的名字正是取故乡“独秀山”之名。在富有争议的《留别雅典女郎四章》译诗作者考证上，最终因作者署名“盛唐山民”而被证实为陈独秀开展译诗时的笔名。盛唐山在古安庆市，隐含着地方文化色彩。
以故乡的山川为名，既体现出陈独秀眷恋故乡的赤子情怀，也印证了他对山川的喜爱，显示出他的精神人格和价值取向，即传统文化中以山川所象征的坚韧旷达和朴实深沉。富有地域特色的山川意象更是寄托着作家源于地域的精神品格的形成，安徽有闻名于天下的黄山、天柱山和九华山，距离陈独秀最近的是天柱山，安徽地方文化心理性格便内涵着这些名山精神。
胡适虽以新诗享誉现代诗坛，但也创作了不少旧诗，且较之新诗开手更早，在他的旧诗中，也不乏有写给故乡亲友的交游酬唱诗。如悼亡诗《先三兄第四周年忌辰追哭》《追哭先外祖》、酬唱诗《慰李莘伯被火》《赠同学古绍宾君》等。在交游诗中，《题郑铁如小影即以赠别》写到“送汝大江滨”，“江滨”所指的正是芜湖；《沁园春·题绩溪旅沪学生八人合影》中有“努力群贤惠梓桑”，勉励旅沪同乡学子学成报答故乡[12]55。
《海天二律》包含“寄吾母”“寄吾二兄”两首，胡适母亲是父亲的续弦，父母年龄悬殊，自父亲过世后，母亲并不能独揽家庭经济，胡适自出生便处在这样复杂的家庭环境中，但总的来说他与同父异母的几位兄长关系较为和睦，尤其是在读书求学过程中，兄长们给予足够的支持，这两首诗便是表达了“亲恩”与“昆弟”之情[12]56。
胡适诗歌中的安徽地理意象不如陈独秀的多，但是也有涉及。在新诗《一念》中，胡适写到物理的变化不如心理的“一念”，揭示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复杂性，其中有这一句：
我这心头一念：
才从竹竿巷，忽到竹竿尖。
胡适在自注中指出“竹竿巷，是我住的巷名”“竹竿尖，是吾村后山名”[12]118。“竹竿尖”“溪桥”等都是胡适故居的景观名，在《民国七年十二月一日奔丧到家》中，胡适这样感慨道：“依旧竹竿尖，依旧溪桥——”[12]134较之在陈独秀诗歌中以名山大川寄托自己的精神人格，胡适诗中的家乡地理意象虽小却自有其独特的文化意义，即充分展现了他对乡土的热爱和眷恋。
陈独秀和胡适在诗歌内容上书写乡土人情，常以故乡亲友为抒情对象，或是表达对乡贤人物的仰慕和赞美，或是表达对亲人的思念与祭奠；在诗歌意象上书写安徽地理，小到乡居地理，大到名山大川，都寄托了他们对故乡的深刻情思。文学活动也是思想观念的具体体现，陈独秀和胡适在对故乡文化资源的倚重与使用中，在文学取向上实践了地方路径，即从乡土经验和乡土文化中吸纳文学表现元素，显示出鲜明的地域风格。
个体的社会行为必然要折射出生存环境的影响痕迹，尤其是与早年的人生环境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影响机制关系。地方体验对个体的精神成长尤为重要，其思想观念和文化实践必然会体现出原生故乡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如果说个体的精神成长所代表的是自身的路径选择，那么同一个地方走出的群体的精神面貌则体现出特定的地方路径，这种地方路径及其所衍生出的区域文化是民族文化经验的重要构成。因此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作为伟大开端的五四新文学，要注重从地方路径出发。以陈独秀和胡适为中心的安徽现代作家为切入点考察安徽路径及其地方文学取向，可以全面客观地认识区域文化在现代文学发展中的作用意义。
注释： [1]胡适：《胡适文集》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页。 [2]陈独秀：《独秀文存·通信》，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3]胡适：《胡适文集》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陈独秀：《独秀文存·论文（上）》，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8页。 [5]陈万雄：《五四新文学的源流》，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 [6]汪静之：《我和胡适之的师生情缘》，杭州徽州学研究会编：《胡适研究文辑》，2001年，第87页。 [7]汪静之：《诗的风》，《文汇报》1992年1月1日。 [8]刘文典：《刘文典全集》五，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87页。 [9] 李霁野：《鲁迅先生与未名社》，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73页。 [10]杨洪承：《“公共空间”与文学社群关系——20 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的再思考》，《文学评论》2011年第6期。 [11]陈独秀：《陈独秀诗存》，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12]胡适：《胡适文集》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作者系合肥大学语言文化与传媒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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